宏观政策取向调整对大宗商品影响分析
  导语:面对各种矛盾的政策评论和传言,不少人感觉云山雾罩,弄不清楚政策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没意识到指导宏观政策背后的思想理念正在发生的变化……
  
  笔者此前曾提出,大宗商品走势预判的重点应在供应端,其中一个观点就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当前已在发生变化:摒弃单纯强刺激的需求管理政策措施,改用“供给管理为主、兼用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详见“节后钢市走势看点在哪里?”)。日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仍在继续强化这一信号——“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那么,供给管理政策措施到底意味着什么,宏观政策取向的这一调整对大宗商品会有哪些影响?我想就以下几点认识跟大家做个探讨。
  
  一、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基本取向有何不同?
  
  供给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与需求管理政策所依据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许多观点上正好相反。
  
  简单说,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流动性偏好以及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存在,市场有效需求必然存在不足,如果放任需求不足,势必会导致就业不充分。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
  
  相应的,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措施是通过财政赤字等手段来增加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其侧重点在需求端,关注的是短期问题。是一个短期措施,用许小年的话讲,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
  
  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也有人叫供给主义)其实起源更早,其理论基础是19世纪初就提出的“萨伊定律”,而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需求“,一直为主流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可和采信。但上个世纪初经济大危机后,萨伊定律遭受凯恩斯的批判,其影响力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退隐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后面,直到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滞涨“问题,在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等经济学家的推动和宣扬下,供给主义再度“复活”。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主义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经济增长源自于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相应的,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包括减税以调动企业积极性、放松政府管制以赋予企业经济自主、稳定货币增长等等。
  
  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较,供给管理政策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供给管理政策的核心是增加有效供应,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心在供应端;第二,供给管理政策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第三,供给管理政策主张从激活经济微观主体入手来促使经济持续增长,关注微观活力;第四,供给管理政策措施最终目标是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以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更加注重长期性。简言之,供给管理政策就是”4重”——“重供应、重市场、重微观、重长期”。
  
  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已然调整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各种流派的观点和主张谈不上绝对正误,只不过是特定时期和条件下是否适用的问题。
  
  应该讲,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较好地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来调控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多数产业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了4万亿扩大内需的应对政策,虽然阻止了经济的下滑,但也直接导致了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部分传统行业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加剧,产能过剩及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等等,也因此,这种以增量为主、粗放增长、效率低下的需求管理政策开始遭到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赤字财政来扩大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正如贾康老师分析的,投资需求在当期是需求,在长期必然会形成更多的供给,引发严重过剩;而扩大消费需求,实际上都是在预支将来的收入,然而,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提前消费、负债消费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本质上是用未来的生产过剩来掩盖当前的生产过剩,用预支未来购买力的办法来解决眼下的需求不足——即用未来更深刻的危机来缓解现实的危机!这是需求管理政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除了各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有几方面问题也在突显:一方面,由于巨额政府投资已导致各地政府债务十分沉重,当前我国地方债务风险已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也成为政府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刚性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直接投资过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为什么企业融资成本降不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的政府直接投资,将实际利率顶住了下不来;还有一方面就是,政府过多的干预使得经济运行自身的逻辑受到干扰,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的自然转换……这些问题都是多年来实施需求管理政策的负效应,也是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制约所在。
  
  因此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讨论和调整的声音明显增加。其中,周其仁、许小年、贾康等学者官员在批判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建议。2013年9月,贾康、白重恩等人还发起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同年还设立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该论坛成员不仅包括知名学者、各智库专家、金融机构负责人,还有盛运来、徐林等等多位政府官员。这些学者和官员们在综合分析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
  
  不难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供给主义的许多思想理念和政策主张有的已陆续变成国家主要领导人讲话精神,有的已成为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例如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鼓励创新和创业,盘活存量要素供给,并一再强调绝不搞强刺激……
  
  很明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已然改变。
  
  三、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调整对大宗商品市场有何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变化必然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影响,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大宗商品需求强度和弹性的预期产生影响。对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的改变,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意识到,许多时候,还在期待宏观政策对于需求面的改善和加强。但正如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和重申的,不可能再搞强刺激!如果我们理解了领导这话背后的理念和政策取向,我们就不可能再对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经济增速放缓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我们必须适应的新常态。当前无论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还是1.6万亿的基建投资计划, 都不过是对冲经济快速下滑的政策,是托底的政策。降准降息的直接意图是要把实际利率降下来,把企业的负债成本降下来,根本目的是要激发企业活力,并不是放水。1.6万亿的基建投资计划,比去年是翻了一番,而且也是要去干的事情,但资金落实会有个过程,个人认为这个计划的目的,首先还是想稳定预期。但有的人仍然没明白,以为领导是在“打左灯,往右转”,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如果真是这样,国家早乱套了。因此,不要对黑色、有色等金属商品需求面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需求面弹性不足的状况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改变。
  
  其次,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主要措施,减税和降费的政策力度加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一些大宗商品供应端的释放能力。例如一直在讨论的资源税改革推进方案,基于供给管理的政策理念,应该会有降低国内矿山税负的举措。近期,钢铁、煤炭、有色等板块都有一些减税降费的工作在讨论、在推进,市场也有这个预期。例如有消息称,有关“对铁矿石企业资源税先恢复到40%征收比例的优惠措施,再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建议已经上报财政部。应该讲,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采取对国内原材料企业减税降费的政策,对于降低大宗商品国际采购成本整体而言也是有利的。如果减税成行,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矿山的成本压力,但对于铁矿石及其下游产品的价格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利空。
  
  第三,化解钢铁等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放在供给管理的思维理念和政策框架下,应该是一个长效机制的问题。这里面有几层意思:一是钢铁产能过剩的化解,不是短期内能解决得了的,因产能过剩而产生的价格压力也就别指望马上就能拿掉;二是着眼于营造公平市场环境,促使企业的负外部性效应内部化,环保执法检查和环境税收等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大落后产能的出局,可能会阵发性缓解供给压力,藉此也可推断,供给管理的政策环境下,钢铁产品的供给面是存在较大弹性的,这个弹性会给市场带来短期的波动;三是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路径中,尽管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但不能对政府的行政干预期望太多,我认为最终结果主要还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出清的,就这点来看,存在产能过剩的大宗商品熊市还得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第四,在供给管理的政策环境下,如果说作为大宗商品需求面的弹性增加未来可以期待的话,可能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强化比较优势,借力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将过剩的产能从国内供给转向国际供给,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二是,在持续降息和降准的叠加效应下,实际利率下移,使得私人部门的投资被激活。不过,私人部门投资的增量在总量上对需求有多大影响尚不得而知。
  
  总之,就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新取向对大宗商品市场影响而言,需求面短期影响有限,供给面弹性会进一步增加,总体感觉是对市场情绪的支持少于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宏观政策取向的把握,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政策意图,有效分析后期宏观环境对市场的影响,应该大有裨益。